在靳薇看来，防治艾滋病就是在防一种公共卫生危机，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很难真正地认识到这一点。美国自1981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政府高调干预艾滋病防治的时间长达10年之久。而中国在艾滋病防治方面也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1985年到1989年我国采取的是“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的策略，1989年至1995年我国对艾滋病的防治进入了局部打击和预防的阶段，1995年至2000年防艾工作才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展开。2003年“SARS”为中国人上了一课，它让人们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也会演变为社会危机，国家开始高调关注公共卫生问题、关注艾滋病的防治问题。但是，艾滋病又不同于“SARS”、手足口病等疫情，那些传染病蔓延快，发病急，易于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艾滋病潜伏期长，病人又相对比较分散，很难令人们重视。

　　靳薇曾对在党校学习的部分领导干部做过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0%左右的领导干部认为牙科诊疗等方式不会传染艾滋病，还有30%左右的领导干部认为蚊虫叮咬和使用公共泳池等途径会传染艾滋病，事实上这些都是错误的观点。

　　认为可能传播艾滋病的途径不会传播艾滋病，这会危害自己的健康；而认为不可能传播艾滋病的途径会传播艾滋病，这又会造成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靳薇说，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会让艾滋病患者无法生存、无处可逃。北京甚至还流传着一句话：“邻居得了艾滋就搬家，自己得了艾滋就自杀。”事实上，是无知加剧了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心理。目前还没能研制出防艾滋病的疫苗，但是我们可以做好防艾的宣传工作，给人们在头脑中打一针防艾疫苗，让大家了解艾滋病的相关知识，从而减轻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心理，减轻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程度。

　　采访最后，靳薇说：“我们防治艾滋病，也是在预防公共卫生灾难可能会引发的连锁问题。人们提高了认识，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改善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