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学生开展性教育是由来已久的话题，遗憾的是，国内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标准。因此，以“拒绝婚前性行为”为核心理念的“婚前守贞”培训课程（下简称守贞教育）在浙江大学的开办，引起了广泛关注。基于对艾滋病蔓延和未婚青年性行为及人工流产增多的事实，有人认为该培训鼓励大学生婚前守贞，是“当代性教育的新动向”，是“对性自由泛滥的矫正”。与此同时，这项活动受到诸多质疑，有人甚至断言“按照培训内容，这场活动最终只能以流产告终”。实际上，倡导和实施培训的“美国爱家协会”，2000年就进入中国开展“守贞教育”了，国际教育基金会更是早于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宣传“夫唱妇随”的“真爱”。这些有宗教背景的国际组织在中国的活动，不能简单归结为性保守派与性自由派之争，其中有很多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守贞教育”违背了国家明文规定的在各级学校中开展性健康教育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3条第3款指出：“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这一要求从出发点和内容来讲，都不是“守贞教育”所能承担的。“守贞教育”也不符合大学生的需要。浙大一参与组织培训的老师对这个活动“能不能被现代的年轻人接受”表示怀疑，因为其“倡导的理念相对保守传统”。有参与组织培训的学生说，大学生中“谈得更多的是应在成熟、独立、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决定，并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学校“为心理不够成熟的同学”组织的集体对话和沙龙等活动上，同学们可以自由交流对“婚前性行为”、“处女情节”、“艾滋病传播”的看法，“彼此尊重”，只做引导，不说对错。这样的教育方式符合大学生的需求和成长特点。

　　其次，“守贞教育”持男权立场。据报道，在4月12日当天培训课程结束后，愿意保持婚前贞操的女性要在一张“协议书”上签字。这是把大学生的性问题偷换为女大学生的问题、女性贞洁问题。尽管自愿参加培训的男生占多数，女生只占1/4，却只要求女生对婚前守贞作出承诺，明显沿袭了传统性道德的双重标准。从媒体报道看，关注重点也在女生。据说，有女学生参加培训是想了解如何委婉拒绝男友提出的身体要求；还有女生是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要把自己“留到结婚之后”。有专家断定，“是否发生婚前性行为，80%的主动权在女生身上”。言外之义，女性是麻烦的制造者，如果发生了性行为或怀孕，是你自己不好，你没有守住。其实，女性的性主动权很少，以至于因拒绝男方性要求而遭受暴力乃至死亡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着。有专家指出，对婚前性行为，通常女方家长相对保守一些，而男方家长持观望态度的较多。这恰恰说明家长对女孩在性关系上处于弱势的担心：不仅要承担行为的后果（怀孕、流产），而且要承担道德上的污名。对大学生的性教育必须包括性别平等教育，提升大学生的性别平等及尊重他人的观念。

　　再次，“守贞教育”是对性行为的片面解读，“把性教育倒退到欧洲中世纪”。片面强调婚前性行为的负面后果，将之与性病传播、艾滋病等联系在一起，混淆了“婚前性行为”和“不安全性行为”、“性乱”的界限，只能让大学生们“误解性、害怕性，或者性压抑”，有问题时不敢找专业机构寻求帮助，使各种弱势群体处境更加困难。正确的做法是让大学生全面认识性，加强责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最后，“守贞教育”不能防止艾滋病。在浙大“守贞教育”培训班上，来自马来西亚的主讲老师说，乌干达艾滋病发病率减少70%，是因为把原来的ABC中代表安全套的C（A是拒绝、B是忠诚）换成了“品格”。这种以观念代替科学的讲法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据2005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乌干达南部艾滋病感染率下降主要是由于安全套的使用加上感染者的早死，而非守贞教育的作用。应该让大学生知道，无论婚前或婚后，防止经性传播艾滋病的关键是负责任的安全性行为。

　　对比美国和丹麦性教育模式，可知“守贞教育”不可取。据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米歇尔·范恩教授介绍，布什政府推行禁欲性教育，在一年内青少年的性行为发生率确有下降，但一年后开始上升，而且不使用安全套！因为曾当众宣过誓不发生性行为，当然不能让别人知道！青少年有很多性问题，需要专门机构的帮助，但禁欲教育使这样的机构大大减少。北欧青少年性行为开始的早，性伙伴也比较多，但他们少女怀孕率、性传播疾病感染率都是世界最低，原因是他们的性教育从幼儿园开始，青少年掌握了足够的性知识，可以解决自己的性冲动，把伤害减少到最小。丹麦一位从事中学性教育老师说，1995年丹麦教育部决定在师范学院设置性教育课，后来把范围扩大到高中，成效十分显著，15岁~19岁的女性生育率和流产率大幅下降，丹麦青少年中几乎没有出现因性爱而导致患艾滋病的，得性病的也很少。这证实了世界卫生组织在几个国家调查的结果：适当的性教育不但不会引起性行为的提前，反而会推迟性行为或使其更加安全。